思想者小传

　　陈宪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院执行院长。上大学前，先后是知青、铁路警察和铁路公安处团委书记。在江西财经大学念本科，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并获得相应学位。主要社会兼职：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方向为服务经济与贸易、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

如果从市场主体的角度观察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难发现，企业家阶层是一个明显的“短板”。当然，在任何情况下，企业家都注定是最为稀缺的要素。但是，在当下的中国，问题有其特殊性和紧迫性。所以，今天我们专门来探讨这个话题。

　　成功企业家为何来之不易

　　在成功企业家身上，应该是激励和约束这两种企业家精神的完美结合。但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整个社会的试错激励及其他相关激励均有不足，法律约束、道德约束和信仰约束皆有缺失

　　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批成功的企业家。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马云、马化腾、王石、冯仑、刘永好、宗庆后、柳传志、黄怒波、潘石屹等。他们能从众多的创业者中杀将出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傲。然而，成功企业家的产生，是一连串试错的结果。这些试错结果为“对”的事件，都是小概率事件，或者可以说，是多个小概率事件的“乘积”。所以，在这里，根据我的观察，并结合相关文献，试图提出一个关于所谓“成功企业家”的理论模型，即“成功企业家等于3个小概率事件的乘积”。是哪3个小概率事件呢？

　　第一个小概率事件是创业。这里的“创业”是一个复数，即成功企业家需要N次创业，创业包含着创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现在经常将创业、创新联系在一起，将之视为同一件事，这是对现实的准确反映。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发端时期，商品短缺普遍存在。所以，在那个时期，只要有胆量、能吃苦，就能创业，并都能有不同程度的斩获。而在今天这个开始全面过剩的社会阶段，缺乏创新的创业是很难想象的。

　　在人群中，即便在有创业意愿的人群中，最终能够成为创业者的都是一个小概率。创业者至少具有三个特质：风险偏好、组织才能、激情或好奇心。心理学的实验表明，人群中风险偏好类型远少于风险规避类型。组织才能，即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说的 “第四个生产要素”（在英文中以organization表述）。组织才能包括决策的能力、知人善任的能力等。一如上述所言，创业内在地包含着创新。在熊彼特那里，创新是创业者、企业家的特质。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是生产函数的改变，亦即投入要素组合的革命性改变。而愿意不断作出改变的人，通常都充满着激情或好奇心。

　　如果说创业是主观行为，是对自身是否具有创业才能的试错，那么，它必须和客观环境结合，才能产生具体的结果。这就有了第二个小概率事件，那就是市场，创业者要对市场需求进行试错。

　　在一个全面过剩的社会，发现新的市场需求，是小概率事件。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其一，极好的方向感，具有把握需求及其演变的能力。在现实生活中，好的创业者和企业家往往有着这种方向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来自创业和创新。其二，这一需求背后是否存在盈利模式。很多创业者都有看起来很不错的想法，但就是没有能够达到盈利的水平和规模。坚持一段时间，把能烧的钱都烧了，也就完事了。当然，你也可以把别的厂商的供给变为你的供给，但你凭什么呢？在竞争比较充分的行业，你只能依凭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抑或某个人无我有的诀窍，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在技术、资本门槛或其他管制条件较高的行业，这是谈何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完成了以上这两次试错，你通常可以成为一个老板了，但你距离成功的企业家还很远。第三次试错，就要对你的人格进行试错了。

　　多年前，我读吴晓波的《大败局》。颇感意外的是，书中所记述的这些陷入败局的企业家大都是民营企业家。他们为什么盲目扩张，直到把企业做垮？我思来想去，觉得这可能就要用“人格缺陷”来解释了。这里的“人格缺陷”是中性词，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毕竟，外部环境的冲击可能会击垮一些企业，但究其本质而言，企业通常最终是垮在自己手里的。这是不只一位老板告诉我的。

　　那么，常见的“缺陷”有哪些呢？比如，自我膨胀。因盲目扩张导致出局，这是自我膨胀的结果。又如，过度的投机心理。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最容易产生不当的政商关系，而这是过度投机的典型表现之一。倒在不当的政商关系上的企业不在少数。再如，一些老板们有自身的陋习或恶习。在他们财务状况尚好时，这些不良习性都不是问题。但当遇到危机时，这就往往会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企业家要过人格关。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就是要在激励和约束之间找到平衡。

　　上个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阐述了理想的企业家类型。他写道，他们“具备鲜明的和较高的道德品质，以及远见卓识和行动能力”；“工于算计而闯劲十足，更重要的是，他们节制有度，守信可靠，精明强干，全力投入事业之中”；“只有性格异常坚强的新型企业家，才不致丧失自我克制力，才能免遭道德与经济上的双重覆灭。”可见，在成功企业家身上，应该是激励和约束这两种企业家精神的完美结合。但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整个社会的试错激励及其他相关激励均有不足，在某种程度上就阻碍了企业家们的第一种精神特征的发挥。又由于法律约束、道德约束和信仰约束皆有缺失，使得企业家应该具备的第二种精神特征也表现平平。于是，能通过人格试错、过关斩将获得最终成功的企业家就凤毛麟角了。

在当下的中国，以上这三个概率很小的事件相乘后得出更小的结果，是不争的事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成功企业家一直是一个极小众群体的原因，而这个极小众群体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是无需赘言的。

　　企业家精神为何薄弱

　　如何通过以混合所有制经济为实现形式的国有企业改革，使绝大部分改制后的国有企业成为拥有企业家的企业，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破题的关键性改革之一

　　经验表明，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下，创业试错、需求试错和人格试错的可能性有大小之分。于是，成功的可能性就更是有大小之分。所以，外部因素的变化和改善，将有助于提高创业者、企业家试错和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这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同样不言而喻。那么，中国的商业外部环境，何以更有助于企业家们的成长呢？

　　中国曾长时期处于农耕文明，重农抑商的观念和政策长期占主导地位。在传统中国社会，“学而优则仕”是通向权力和荣华富贵的捷径，商人则为“四民（士、农、工、商）”之末。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和深入人心，这种观念及相关政策会发生深刻变化，但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影响仍然不可小觑，它们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人们的血液之中。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现代工商文明的“西风东渐”，中国出现了可谓之为“企业家”的群体。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盛宣怀、陈光甫、卢作孚、张骞、刘鸿生、张元济等。由于那时的中国长时间内外交困，他们的事业大多处于颠沛流离的不稳定状态。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是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们不仅经营有术、创业有成，而且办学、办医、投身公益，致力于推动一个保障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这是他们创造历史的过程，也是自我塑造的过程。然而，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由计划经济体制所决定，在那样一个体制中，既没有适合企业家成长的土壤，也根本不需要企业家。于是，作为商业文明核心力量的企业家群体，与我们作别许久。由此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破坏性影响，正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暴露出来。比如，为何在当下的中国经济活动中，政府显得特别重要；在某些时期或地区，大有一旦没有了政府，经济活动就呈停滞之势。这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根本原因，就是企业家阶层的缺失。

　　如今我们在讨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经常说“政府越位”。那么，它为什么会越位呢？我认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企业家缺位，严重地缺位。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的经济活动只有一个主导，即中央政府。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市场开始发育，创业创新活动也日渐活跃，但是，市场主体尤其是企业家主体还远不能担当资源配置的重任。因此，一个庞大的、多层级的地方政府走到了经济活动的中央。我们不否认在那个特定的时期，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认为这就是常态，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要持续地主导微观经济活动，那么，与成熟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家阶层，就可能永远难以形成，更不可能渐趋完善。

　　为什么在中国经济中，一方面寻租盛行、官员贪腐多发；另一方面，愿意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具有企业家意识和精神追求的企业家，和中国的经济总量、大国地位严重不匹配？这里面一个重要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仍然缺乏一个健康的让企业家阶层成长的环境。

　　对此，可以分别从政府和企业家两个角度看。由于重要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行政审批和管制又大量存在，企业家就难免通过寻租的手段获得资源、提高效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主管能源、交通、国土等部门的官员腐败案件最为集中。我们的一个悲哀是，敢于说自己从不贿赂官员的企业家竟成“另类”。在一个拥有商业文明的现代社会，企业家要低声下气地有求于有权有势的政府官员，是极不正常的。如今，随着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一个曾经消失的企业家阶层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且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然而，他们大多还缺乏精神上的信仰和社会责任，无论手里攥着多少财富，大都还显得肤浅、没有底气。他们对于今天中国社会中的种种不正当政商关系，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什么在中国的改革中，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是一个难解的 “结”，至今还未取得最终突破？我认为，这里面存在一个两难：国有企业的体制内，基本不产生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的国有企业，是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的。在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其领导人几无创业活动，也不直接承担投资和经营风险。对他们的遴选、考核和升迁，都意味着他们是准官员，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

有人问，从国企领导到企业家有多远？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国企领导与企业家之间一般是不存在通路的，除了个别特例。如何通过以混合所有制经济为实现形式的国有企业改革，使绝大部分改制后的国有企业成为拥有企业家的企业，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破题的关键性改革之一。

　　企业家经济是市场经济成熟形态

　　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内生于经济体系的技术变革、有着边际报酬递增特征的知识资本和企业家精神。其中，企业家精神具有起决定性作用的主体意义

　　彼得·德鲁克曾在其《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的引言中，直接以“企业家经济”为题，阐述了市场经济演进到企业家经济的背景、由来及其影响。

　　德鲁克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零增长’、‘美国限制工业化’及长期的‘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停滞’之类的说法被人奉为金科玉律，在美国十分盛行。然而，事实和数据却证明这些观点完全是无稽之谈……在这一时期，美国的经济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管理型’经济彻底转向了‘企业家’经济”。德鲁克认为，企业家经济的重要贡献是大幅增加就业。这种就业的增加，并不主要来自“高科技”，而是来自于企业家的企业——企业家通过管理，将知识全新地应用到人类工作中去。德鲁克将这种建基于“企业家管理”的经济现象归结为企业家经济。根据德鲁克的理解，企业家经济显然是一种更成熟、更有生命力的经济形态，或者说是更成熟的市场经济。

　　在上述这场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复苏为什么好于欧洲、日本？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实体经济中的创新，亦即经济活动中的企业家精神，优于欧洲和日本。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在经济活动中还没有到达相应的层级。德鲁克说，“迄今为止（指1985年），企业家经济还纯粹是一种美国现象”。这句话不无美国式自负，但多少还是道出了实情。我认为，对于任何国家而言，从市场经济演进到企业家经济是具有内在的规律的。这是已经有现成经验可以佐证的事实。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能否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说，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主体是谁？答案应该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企业家，以及那些正在努力成为企业家的企业主或企业的领导人。企业家尤其是成功企业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比重是否较高，可以视为市场经济体制成熟度的一个显示性指标。

　　当前，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用意，比较多地被解读为深化市场化的改革，这当然没有错。但是，我认为这一方针还有另一个重要用意，就是试图要解决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问题——

　　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高增长后，因为其增长条件和所处的时代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必须进行艰苦的增长与发展方式的转型。在转型的同时，我们仍然需要保持7%-8%的增长速度。这是既定的发展目标的要求，更是保证中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要求。与此同时，城市化、产业升级、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和民营经济成长都是巨大的经济增长空间。但是，在冷静的观察和思考以后，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存在着衰减乃至不足的问题。

　　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内生于经济体系的技术变革、有着边际报酬递增特征的知识资本和企业家精神。其中，企业家精神具有起决定性作用的主体意义，进而具有根本性。企业家精神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具体表现在：企业家具有将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并形成资本的能力；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是吸纳就业、提高居民收入的主渠道；企业家通过对需求的不断试错以发现市场，转化潜在需求，由此促进消费增长。美国苹果公司的案例就强有力地说明，企业家是创造市场、刺激投资和消费的源泉；企业家可以通过自身的创新，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升级，增强出口的竞争力。

　　中国目前尚缺乏企业家健康成长的土壤和环境。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经济中政府扮演着非同寻常的作用。然而，事实上，经济活动中的大部分领域是竞争性的，政府投资替代和挤出民间投资、政府干预替代和挤出企业自主经营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这是中国经济不能继续重蹈的覆辙。而要做到这一点，唯有还企业家精神以应有的地位，营造并优化创业创新、企业家成长的制度环境。(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