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就业”与“调结构”并行不悖

     《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评论员 葛丰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10期）

     3月5日上午，李克强总理在向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之一是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

     这一就业预期目标比去年增加100万人，从中进一步体现出的发展新理念一言以蔽之，就是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任何一个经济体，只有在保障充分就业的前提下，劳动者才能最大限度地分享发展成果、提高生活水平。

     目标既已明确，随之而来的就是如何实现的问题。对此，或许会有人担心，在经济整体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目前正大力度推进的结构调整，会不会与就业优先导向相悖。例如，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必然会导致一部分下岗职工需要妥善安置处理，如此等等。

     这类担心不能说不必要，但应当以更宽广的视野全面、动态地再作审视。要看到：去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总量达到1314万人，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拉动就业190万人，显著高于“十一五”期间的100万人左右与“十二五”期间的170万人左右，而这种就业增长弹性系数的强劲回升，最重要的推动力就是经济结构的持续优化，尤其是服务类新业态的蓬勃发展，正在释放出巨大的吸纳就业的潜力。

     但如果再以更具价值的问题导向来细究劳动力市场演变趋势，不应该忽略的隐忧是，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而且其本身的增长速度也在逐年放缓中，如2013—2016年间，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比上年增长7.3%、7%、6.6%、6.4%。

     在一般均衡状态下，就业岗位的增加将导致劳动力趋贵进而倒逼劳动生产率提升，而中国目前出现的情况说明劳动力资源存在部分结构性错配，相当部分的新增就业岗位来自于劳动生产率难以大幅提升的低端服务业。例如，有数据显示，近年来超高速增长的快递行业吸纳的就业人员高达200万人以上。

     导致劳动力资源错配的最重要原因，还是经济结构调整远未完成，这其中特别需要花大力气重点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两项：从存量来看，大量低效率的企业占用了过多的经济资源；从增量来看，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所高度依赖的市场环境与法律体系等隐形要素还不甚完备。而这些问题，必须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予以解决。

     一国竞争力的提升，以及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从长远来看，只能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才能实现。此前很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失败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跟不上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速度。因此，真正理想的充分就业，应该是在保持劳动力供需总体平衡的同时，不断推动劳动力资源配置到产出效率更高的部门中去，而中国依然巨大的追赶空间，决定了“促就业”与“调结构”可以并行不悖，也必须并行不悖。